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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体制改革禁锢剩余的释放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潜能

发布日期:2022-06-15 11:14    点击次数:93

  作者|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体制转轨数理逻辑与未来经济增长仿真展望》之一。

  在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学界大都是定性的描述,几乎找不到可用的描述其内在联系的数理模型。这究竟造成了多少产出损失?如果在投入不增加的假设下,改革体制到底会增加多少产出?如果想得到理想的增长速度,改革体制的哪些部位和纠正体制的哪些扭曲,才能释放相应的增长潜能?这些在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时要求急需回答的问题,在经济学的方法论方面,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

  中国则是世界上二元体制渐近转轨了40余年还没有完成并轨的、人口规模第一、经济规模第二和国土面积第三的经济体;同时如果从1978年算起,也是一个结构转型还没有完成的发展中大国。这在时间和实践上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必要解释清楚过去经济增长的奇迹,判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计划未来的经济增长。这在方法论上需要一门有数理分析的二元体制经济学。除了笔者在其他论文中二元体制改革有关逻辑和经济增长奇迹解释的学理讨论外,这里进一步梳理学理范畴和框架体系,并用以未来增长的仿真展望。

  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先是多劳多得,承认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培养了追求经济利益的劳动者主体;后是给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发育和壮大个体工商户和乡镇企业,承认私营企业,引进外资企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股东股份公司和上市公众公司等,涌现出众多的经营性市场主体。

  改革先是从一元计划体制发育市场体制开启。从内容上看,先放开了一部分产品的市场化销售。当时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都没有市场化,但是农民在自己承包土地上的农产品,乡镇企业利用农村土地建厂生产的加工产品,国有企业生产的一部分计划外产品,在价格和销售双轨制的体制安排中,均可以在农贸市场和计划外的其他渠道销售。这样,追求经济利益的劳动者和企业主体,通过产品市场化销售纠正了各种要素还不能市场配置的扭曲,获得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工资、利润和地租。体制改革从一元计划释放渐进到二元体制并存的阶段,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通过各种变通纠正其行为,保证了相当多由于扭曲可能被禁锢的生产要素得到了利用。

  然而,许多体制改革不能被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所纠正。比如,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户籍管制所附加的子女教育、居住成本、医养社保和土地粘性等体制改革,资本要素配置方面的信贷歧视和国有企业资本使用低效率扭曲,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的禁止交易、不向农民分配用地指标和违建拆除等扭曲等,均无法由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所纠正。这些扭曲根本就无法变通,或者变通的成本和风险大于变通的收益,因而无法得到纠正。

  而如果一个经济体中,追求经济利益的市场竞争性主体因过多的企业家移民国外、产业转移外迁、政策多变停业、各种“一刀切”拆除和经济萧条破产等减少,而垄断性且对经济利益敏感程度低的国有等市场主体占市场营收份额过大和过强,后者纠正体制改革的动机不强和行动较少,二元体制纠正扭曲、释放活力、促进增长的潜能就会被弱化。当然,最好的安排还是一元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对于二元体制改革,各类变通性纠正行动虽然可以使其成本小于获得的利益,但是市场主体还是支付了生产之外实现变通的代价,即使实现了纠正也降低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

  二元体制分析最为核心的一个范畴是体制改革差值。以前分析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较不科学的是主观和定性的猜测;较为科学一点的是,以专家打分法、改革前后比较法、相关回归法等不同的方法分析,但仍然没有摆脱外生推断黑箱式的判断。而体制改革差值概念最重要的学理意义在于,可以将其作为内生变量,分析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数理关系。

  一个二元体制的国家,其内部市场场景和计划行政场景两部分之间,并且与国际同发展水平经济体相比,可以找到国内市场场景或者市场经济国家中竞争性的标准值。在要素配置方面,比如无户籍管制自由迁移国家一定人均GDP发展水平时的城市化平均水平、劳动力农业平均就业比例;国内竞争性民营企业的资本平均盈利率、贷款实际利率;他国土地可以交易,各类土地有其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水平。在收入和消费方面,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平均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平均比例。在资产体制方面,市场经济国家的土地和房屋,中国城镇限于住宅、商业楼和商用办公楼等,可以交易、定价和抵押,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

  而在二元经济体制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值。2020年的中国,在要素配置方面,城市化水平为60%、劳动力农业就业率为23%;国有企业权益资本利润率为1.64%,向国有企业贷款的利率为4.50%;没有土地要素二级市场,民营企业获得土地要素较为困难,出让土地价格较高。在收入和消费方面,生育率低为1.20%,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种地收入水平过低。在资产方面,农村土地和房屋及城市土地,因禁止交易或不能够交易,而不能定价和抵押,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

  核心范畴体制改革差值。如果我们将市场竞争状态下的人口流动、要素价格、市场状况、收入和消费水平、资产是否交易等数值和状况看成是标准值,而将二元体制经济体有关的数值和情况看成是扭曲值,则标准值和扭曲值相比较,就是体制改革差值。比如2020年的中国,要素配置方面差值,人口城市化差是15%,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差是13%、国企资本利润率差是3.36%,民企信贷利率差是2.50%,农民获得建设用地要素为无。在居民收入消费方面,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可能是1.50%,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差为15%,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差为20%。在资产方面,就农村土地房屋和城市许多土地看,是有和无的差值。

  体制改革性剩余要素、消费和资产。用体制改革差值与标的规模的数理关系,可以计算出各个方面的闲置和低利用。2020年,①体制性剩余要素。在人口和劳动力要素方面,如城市化水平差值乘以标的141178万人口,则农村中有体制改革性剩余人口21177万人;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差值乘以全国总就业劳动力75064万人,农业领域中剩余劳动力为9758万人;假如我们将外出务工工资水平作为标准值,将在农村从事第二三产业收入作为扭曲值,根据其差值也可以计算出目前在农村第二三产业中体制性的剩余劳动力数量。而在资本要素方面,国有企业总资产244万亿元,按照其中权益资产5%的标准利润率与实际利润率1.64%的差值,可以计算出体制性剩余资本规模为62.74万亿元;而假如以贷给竞争性民营企业贷款7%利率为标准值,以贷给国有企业贷款4.50%利率为扭曲值,假定贷给国有企业60万亿元贷款,通过其差值可以计算出造成闲置和低利用贷款——体制性剩余贷款21.43万亿元。②体制性居民剩余收入和消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为43834元,农村人均收入为17131元,如果以城市化体制改革差值计算的农村剩余人口21177乘以(43834元7131元)计算,居民收入损失——体制性居民剩余收入56549亿元,如果收入消费率为70%,则体制性剩余消费为39584亿元。③体制性剩余资产。我们将可交易、可定价和可抵押土地房屋视为标准资产状况,农村土地房屋和城镇土地禁止市场交易为无资产状况。因此,农村体制改革性剩余资产为耕地、林地、宅地和其他可交易建设用地与其市场影子价格的乘积。而城镇体制性剩余土地,则是国有和其他所有者使用的工业、物流、仓储等建设用地面积与其市场影子价格的乘积。全国体制性剩余农村房屋和各类土地以及城镇可交易土地资产合计为786万亿元,除去农村住宅资产中宅基地成本的重复计算,约为705万亿元。

  这些体制改革性剩余生产要素、消费需求和资产,一方面,造成了要素闲置低利用、消费需求不足和资产财富减少,另一方面,也是体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扩大消费需求和增加资产性财富的潜能。

  以2020年假定的市场影子价格计算,若放开可交易部分土地房屋市场,从无到有,城乡建设用地资产为254.79万亿元,农业用地资产396.36万亿元,农村住宅资产134.90万亿元。需要说明的是,农村住宅市场影子价格中含有60%左右的宅基地成本,因此如果简单合计会存在资产值重复计算问题。